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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報:“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
來源: 《中國科學報》2021年3月16日第8版發稿時間:2021-03-17 09:50

  1946年,張伯苓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37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第一屆研究生畢業照,第一排左數第五位為張伯苓

上世紀30年代,張伯苓(左)為學生足球比賽開球

  ◎才必上選,數必充實。

  ◎大學與大學之間競爭,當“人”不讓。

  ◎必也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者,始能入選。

  ■梁吉生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逝世七十週年。張伯苓於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享年75歲。

  張伯苓是中國近現代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是近現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影響力來自他對中國民辦教育的創新性貢獻。

  創新發展教育的先驅

  從海河之濱到嘉陵江畔,再到釜溪河邊,都有張伯苓辦學的足跡。他所創建的南開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塑造了幾代人對南開的認知,成為上世紀上半葉中國教育的經典領域,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自己的傳播屬性。張伯苓的核心理念已深深地烙印在南開歷史上。他教育遺產的許多方面值得今天借鑑和汲取。

  張伯苓是與時俱進的教育家。他從辦學實踐中深切體會到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教育模式。他説,“教育宗旨不可仿造,當本其國情而定”,強調歐美的科學技術、科學方法可以學習,但它們的社會制度不可以照搬到中國來。他強調大學要服務社會,促進社會發展。他為南開大學制定發展方案,提出“土貨化”的構想,“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知中國”“服務中國”,從而將西方教育的價值觀念因地制宜地內化為中國化的價值認同,對中國教育近代化施加正向的影響。

  張伯苓始終堅持立德樹人的辦學方針,培養有“現代能力”的優秀人才,為社會發展提供人力資源。張伯苓讓每一個從他身邊走出去的學生都能擁有“公能”精神和服務社會的心靈。他把德育放在學校工作的首位,教育學生“行做人之道”,特別是把愛國作為培養學生做人的第一要義。當年,他向學生髮出的“愛國三問”,至今仍然有着叩問靈魂的思想力量。

  重視師資隊伍建設

  教師是辦學的主體之一,是辦好教育、弘揚大學精神、培養優秀人才的主導力量。張伯苓在南開大學初創時期就明確提出“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並且説“肯對青年下功夫的人,乃是真的愛國的人”。

  張伯苓出身教師,而且是優秀教師。他深知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多麼重要。南開大學創建時,他親自去美國選聘教師,努力從國外引進中青年人才。正如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在《南開大學和張伯苓》一文中所説,“南開在聲望、規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學的情形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研教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這是較一所學校藉已建立之聲望、設備及高薪延聘已有聲望的人為‘難能可貴’得多了。”

  約聘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蔚成師資隊伍,加強建設、長期堅守,這是南開大學的一大特色。一大批優秀教師活躍在教學科研戰線上,如姜立夫、饒毓泰、蔣廷黻、范文瀾、李濟、竺可楨、湯用彤、蕭公權等。據統計,1930年,全校教師40人,留學美國、英國等共計31人,佔教師總數的近80%。其中獲博士學位的14人,佔35%;碩士學位10人,佔25%。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大多數教師來自美國的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等。

  抗日戰爭期間,張伯苓在重慶謀劃南開大學覆校,教師隊伍建設仍然是其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十分強調教師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是學術帶頭人的重要性。

  他在主持“南大復興籌備會”上提出,覆校工作不論重要性及緊迫性,都以延聘教師為第一。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學者之聚集就像磁石吸鐵屑,學者吸引學者,教師吸引學生,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為此,他設定每個科系都要有一定數量的學術帶頭人,“才必上選,數必充實”,由他們形成教授團隊的核心。各科系已有核心者,“即以此人為核心,而樹立此科系”;尚無核心者,應選定一樞紐人物,然後授權此人,延攬有關人才。同時認為,大學與大學之間競爭,當“人”不讓。在教師選聘問題上,他不同意兼容幷包,“論學不論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要求必須注意學識和思想兩方面,“必也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者,始能入選”。

  這種德才兼備的教師觀,強調既要看學識又要看人品,既要關心教師的天才稟賦又不能忽視其學術功力和學風,反映了南開師資隊伍建設的底線。

  張伯苓知人善任,關心教師,尊重教師的創造性勞動。他能夠在私立學校艱難辦學的境遇中,儘量為教師提供安心教學的良好秩序,創造穩定安適的生活環境。在舊中國動盪不安的社會政治情狀下,這是教師們最為嚮往追求的夢想。南開始終把教師當作學校的主人,有着寬容的授課氛圍和自由的學術環境,能夠在傳統師道、師風精神的導引下,使不同價值觀念、政治及宗教背景的教師各處其宜,釋放仁愛之心,在教化育人這個中心點上達成共識。

  教學與研究相輔相成

  提倡學術研究,活躍學術氛圍,是提高教師素質、增強教師隊伍凝聚力的重要環節。上世紀30年代初,南開大學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更加重視,認為“一個大學學府的重要,不僅在能造就會念書的學生,而尤在養成一種學術的空氣。因此,一個大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它們的學術活動是第一件值得讓人注意的”。直到晚年,張伯苓仍然強調“教學與研究,二者相輔相成,互生互利,不可偏廢”。

  南開主張學術自由,學術上的兼容幷包和民主寬容的態度,有力地助推教師的學術探討,活躍了學校的學術研究。南開的研究工作強調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在“知中國”“服務中國”辦學宗旨的指導下,學術經費雖然一直比較短缺,但教師依然努力堅持學術研究不停步。學校成立了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為社會發展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南開物理學教授陳禮、南開生物系教授李繼侗、南開生物系教師殷宏章(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研究工作都曾經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文科的學術研究最早都是從資料研究起步的。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外交史料的研究、何廉對天津各種商品價格的調查、張彭春對中學教育改革的調研、范文瀾對《文心雕龍》的探討,都取得了頗具特色的成績。

  張伯苓是將一生獻給教育事業的教育家,幾十年南開的創建和發展始終閃現着他不倦的身影。國家和社會始終沒有忘記他對於教育的里程碑式的存在。1951年2月,他離開人間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親往弔唁,並且致送“伯苓師千古”的花圈。南開各學校都豎立着他的塑像。

  張伯苓雖然已經離開了七十年的時間,但留給後人的是一長串值得懷念和探索的話題。在海河之濱、嘉陵江畔、釜溪河邊,張伯苓的名字已經成為對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和對科學真理的不懈追求的代名詞。張伯苓本人,就是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

  (作者系南開大學教授)

      //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1/3/361305.shtm

編輯:郝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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